杨永泰，字畅卿，广东茂名人，1880年生，先后毕业于广东高等学堂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任临时众议院议员，并参加国民党。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张耀曾、谷钟秀、李根源等国民党右翼则以研究欧事为名另组欧事研究会，后改名政学会，同孙中山分道扬镳。杨永泰时为政学会成员。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杨永泰又追随张耀曾等来到广东，同滇桂军阀相勾结，对孙中山动辄掣时，称为政学系。这时，杨永泰靠着同政学系首领岑春煊（1918年7月排挤孙中山后任护法军政府总裁主席）及桂系军阀的关系，先后出任军政府财政厅长与广东省长等要职。 1921年桂系军阀在广东的统治垮台后。杨永泰遂逃往上海赋闲。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南京成立起国民政府，气势日炽。杨永泰则经过多年的韬光晦迹，选定了蒋介石作为新靠山。于是，他在上海南京东路东亚酒店包租了一组三套头的房间（包括卧室、会客室、浴室各一间），招待来自南京的达官贵人，一切吃喝玩乐均由他供应。其中，尤其是对国民政府的交通部长王伯群招待甚殷。王伯群每来沪上，多被杨永泰接至东亚酒店供养，酒肉女色，一应俱全。这样，大致在1929年，杨永泰终于当上了交通部“顾问”。接着，他又抓紧研究蒋介石的思想作风及其生活习惯，经常向王伯群、李仲公（时任交通部次长）等打听蒋介石的“起居注”。蒋对王阳明的学说颇有兴趣，又喜好曾国藩的家书。杨永泰闻知便将《王阳明集》与《曾文正公全集》买回来细细捧读，揣摩不辍……
1930年秋，杨永泰经张群、熊式辉引见，得以晋见蒋介石，一经交谈，蒋氏大喜过望，以为杨是当今“卧龙先生”，当即委派他为鄂豫皖三省“剿总”参议，并让他随行到汉口“参赞戎机”。
由于杨永泰熟悉中国近数十年官僚政治的“暗盘”与“底帐”，且能“善体圣意”，将蒋介石的政治心理揣摩得八九不离十，他“向蒋条陈时事意见，往往‘报可’”。很讨蒋介石欢心，很快就由“剿总”参议兼秘书擢升为秘书长（1932年），随侍蒋介石左右，成为蒋介石在“十年内战”中的重要帮手。
杨永泰政治生涯中最为得意的“绝好文章”（周佛海语）乃是1932年他的那份上蒋介石“万言书”。其时，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红色政权。分布在鄂豫皖湘赣五省边界，成了蒋介石的心腹之患。蒋介石坐镇武汉正准备组织第四次“围剿”而心里无底。杨永泰则抓住时机，在这份“万言书”里提出将与革命根据地接壤的区域划为五省“剿匪总部”直辖的军事区域，建议在这些区域内建立行政督察专员的制度，不受各该省政府节制。“万言书”还提议在五省试行保甲制度、保安制度，建立地方民团，并逐步推向全国。“万言书”的核心是阐述“攘外必先安内”的理论，提出“硬干、实干、快干”的“平匪”“三干政策”以及“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反共政治纲领。很快，蒋介石就采纳了杨永泰的主张，把南昌行营简化为两个厅（原来为七个厅），这就是以参谋长贺国先兼任厅长的军事厅（第一厅）和以秘书长杨永泰兼任厅长的政治厅（第二厅）。当时即有人恶作剧地将第一厅称为“三分厅”，叫第二厅为“七分厅”。
“万言书”因此成为蒋介石在“十年内战”期间反共反红军的政治一军事理论核心与基本策略。原“新政学系”骨干成员、南昌行营第二厅第一组组长王又庸称：杨永泰的“政治剿匪论”“对蒋介石第五次‘围剿’方略上的某些转变，起了一定的作用。”而1934年中共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除了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指挥外，从蒋介石这方面来说，则是由于采用了杨永泰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论以及“新政学系”另一骨干分子柳维垣提出的“碉堡推进”政策，“使国民党军队能够比较适合于同红军作战”。
俨然“行政院总理”
杨永泰的“万言书”也应看做是当时所谓“新政学系”的政治宣言和根本大纲。据当事者王又庸及冯若飞、张潜华等回忆，“新政学系”从未正式成立过，也无正规组织，只是大约在1932年或1933年，因为蒋介石突然下了一道解散党内一切小组织的命令，“CC”系首脑陈果夫为了打击杨永泰和熊式辉等势力，于是便出来揭发他俩以原旧政学会成员为骨干，“搞了一个小组织”，这样，“新政学系”作为一个派系的名称才得以第一次出现于国民党内及当时中国政坛。但是，王又庸承认：因为“杨永泰是政学会成员；南昌行营第二厅第二组组长文群和第一组副组长李为伦也都是政学会成员；还有第一组组长王又庸则是政学会成员王有兰的胞弟；而杨永泰的主任秘书卢铸又是政学会首脑李根源关系极深的旧部。这批人物，相当长久而固定地集结在杨永泰和熊式辉手下做官，逐渐成为臭味相投、声气相通、互相关怀、休戚与共的一个反动的官僚集团，这是客观的存在，无可否认……根据它的代表人物的历史面貌，称之为‘新政学系’，或单称‘政学系’，都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据王又庸回忆，直至1936年秋杨永泰被暗杀于汉口、珞珈山大出殡之日，“新政学系”的基本成员大致有40人左右。在这之前，杨永泰和熊式辉及后台支持者张群，“被称为新政学系的三巨头”。冯若飞还具体指出了“新政学系三巨头”之下的一些骨干分子的名单，其中有黄郛、吴铁城、黄绍~⒊乱恰⑸蚝枇摇⑽涛腻啊⑽舛Σ⒄偶蝨垺⑽旱烂鳌⒔㈨辍⒑瘟⑽娜骸⑼跤钟埂⒗钗穆诘热恕Ｔ谡鋈氖甏?ldquo;新政学系”在国民党内都是足以与“CC”系（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黄埔系（以黄埔军人出身者组成）、元老派（以李石曾、张静江为头目）、英美派（以王宠惠、顾维钧为代表）以及太子派（以孙科为首）等相抗衡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大派系。张潜华甚至回忆说：“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政学系的政治比重，远远超过‘CC，系和复兴社各派系之上。”
1933—1935年，在南昌行营期间，蒋介石还听从杨永泰建议，将南京行政院的大部分职权划归到南昌行营行使。其时国民党统治势力仅能达到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和陕西10个省的用人行政都直接听命于南昌行营，而南昌行营第二厅则俨然成了国民政府实际上的行政院，作为南昌行营第二厅的厅长杨永泰当然便是事实上的行政院“总理”了，这叫“CC”系等其他派别的头领们如何咽得下这口气？
杨永泰30年代的旧友陶菊隐曾在《我所知道的张季鸾和杨永泰》一文里回忆当时杨永泰得宠时的情形说：
同年（指1933年），我由南京回长沙扫墓，便道到南昌去看他（指杨永泰）。当我到行营二楼秘书长室时，看见对面一间就是委员长（1932年，蒋介石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室；同时得悉，在行营内，秘书长的名次仅居委员长之下，而居参谋长之上。像这种排列法，在军事机关中是无前例的。因此可以说，这时蒋对杨是信任有加，几乎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
另据有关资料介绍，杨永泰在南昌行营期间，甚至还将床铺也搬到了蒋介石卧室门口，蒋介石睡里屋，他睡外室。蒋介石常睡中起身，绕室而行；杨永泰则随时半睡半醒，侧耳细听，一闻隔壁有动静，即忙不迭推门而入，问长问短，与蒋介石分享忧乐。那蒋介石也乐得向他倾吐衷曲，将党政军大事甚至于家庭、家族琐事咨询于他。这杨永泰则善于察言观色，每每提出中肯的建议或意见去为蒋介右排忧解难。
杨永泰还有一个特长，即是处理公文的快刀手。在杨永泰未来之前，蒋介石颇不放心他人而事必躬亲；无奈每日里从国内外飞来的急电要件如雪片一般积落如山，弄得蒋介石晕头转向，连呼“总司令”这碗饭不好吃。幸而杨永泰及时来到蒋介石身边，这才将他从繁冗忙碌中解救出来。杨永泰阅读公文具有一目十行及过目不忘的能力。他能在每日送到案头的数十、数百件长短不一的公文中择其要者用数十或百把字另纸概述一遍，使其言简意赅，一目了然。然后，又在上面有针对性地拟出上、中、下三种解决对策，连同原文，一并及时送至蒋介石手中，让他再作选择。他提供的对策，可以说从没有使蒋介石不满意的。由此一来，杨永泰便俨然成了蒋介石身边的首席军机大臣，而使众文臣武将特别是“CC”系头目陈果夫、陈立夫妒忌死了。
公元1936年10月底，萧瑟秋风将一条爆炸性新闻从武汉迅速传遍国中：时任湖北省政府主席，曾经炙手可热、担任过蒋介石武汉—南昌行营秘书长的“新政学系”头子杨永泰，被两名不明身份的刺客暗杀于江汉关码头。消息传来，国民党政界即引发一场极大的骚动，各种猜疑争相鹊起，可谓纷纷扰扰而又沸沸扬扬，搅得不少头面人物一时坐卧不宁，惊恐莫名。而远在大洋彼岸的东京方面竟也大凑热闹而频传唁电，且在长达近一年的时间里，不断向蒋介石表示对此事的震怒和关注之意，甚至非要向其讨出一个明确说法不可据说杨永泰于10月25日下午5时在江汉关码头遭伏击而临终之前，曾费力地说过这么一句耐人寻味的话：
“我早就知道必然有今天……只是身已许国，为国而死，又有什么可恨的呢？……只可惜我志向没有实现，国祸却正长着哩！”说完，便遽然合上双眼，撒手归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