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下阎崇年

阎崇年，1934年4月生，山东省蓬莱市人。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研究满洲史、清代史，兼及北京史。倡议并创建第一个专业满学研究机构——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北京满学会和北京满学研究基金会。倡议并主持第一届和第二届国际满学研讨会。北京市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特殊津贴。《努尔哈赤传》获北京市和中国“光明杯”优秀学术著作奖、全国满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古都北京》获中国文化部最佳图书奖、法兰克福和莱比锡国际最佳图书荣誉奖。先后到美国、日本、蒙古、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讲学，多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

《新京报》曾经报道阎老师曾经当过中学老师，所以讲解过程中深入浅出，有儒雅的大家风范。

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论文集有《满学论集》（民族出版社1999年出版）、《燕史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出版）、《袁崇焕研究论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4年出版）、《燕步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出版）共四部；专著有《努尔哈赤传》（北京出版社1983年出版）、《古都北京》（中、英、德文版）（北京朝华出版社1987年出版）、《天命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出版等十六部）、《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清代卷》（北京出版社1987年出版）、《中国都市生活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出版）。主编学术丛刊《满学研究》第一至六辑和《袁崇焕学术论文集》、《戚继光研究论集》等十一部。先后发表满学、清史论文二百五十余篇。

在《百家讲坛》播讲过《清十二帝疑案》和《明亡清兴六十年》。

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以《正说清朝十二帝》引起关注的北京学者阎崇年，对于自己成为《百家讲坛》走红第一人，阎崇年把成功首先归结为选准了切入点。他说，《正说清朝十二帝》之所以受大家欢迎，最主要的原因是满足了读者对历史知识的需求，这种需求不是短期的。《正说清朝十二帝》的成功关键在于找对了切入点，“比如讲咸丰，我把太平天国作背景，然后从咸丰的几个错误讲起，45分钟6个错误讲不完，于是我就选了3个错———错坐了皇帝宝座、错离了皇都北京、错选了顾命大臣，开场就吸引了大家。”

其次是客观评价清朝历史。阎崇年说，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来自港台的戏说历史之风盛行，对于历史，人们弄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编的，哪些是正说、哪些是戏说。正因为如此，他的演讲才会受到读者的欢迎。

此外，讲座要学电视剧制造悬念。阎崇年说：“在节目中，编导从我开始加入了悬念。以悬念隔断、牵引，使《百家讲坛》不再平铺直叙。”阎崇年认为，“清朝十二帝疑案”之所以成功，一是目前清宫戏热播，老百姓已不再满足于戏说，希望能了解历史的真实；第二个原因就是一个“疑”字。《百家讲坛》的编导们在节目编排上设置层层悬念，又一个个解开，在后期制作上配以扣人心弦的音乐，紧扣观众。阎崇年还分析说，除了悬念，他还在演讲中加入了历史故事、逻辑综合、理论分析，让整个演讲站在更高的高度上。

阎崇年：拂去清史迷雾

以“戏说”取胜的清宫戏，迎合了大众的娱乐诉求，但误导了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对真实历史的认识，引发了严肃历史学家的集体愤怒。清史专家阎崇年在央视大开讲坛，拓清了人们对清史认知的迷雾……

阎崇年对清史的研究从康熙《清圣祖实录》开始，他陆续发表了《满学论集》、《燕史集》等论文集，专著《努尔哈赤传》等，同时发表满学、清史论文250余篇。296年的清代历史，兴衰荣辱，阎崇年了然于心，他从不囿于前人成果的束缚。

他认为，顺治、康熙、乾隆虽然个个是大清皇帝，现在却都是娱乐大众的主儿，看多了荧屏上的清宫戏，大家自然关心这“戏说”、那“戏说”到底有几分真？阎崇年就拿“康熙微服私访”开说：“康熙微服私访，一、绝无意识；二、绝无必要；三、绝无可能。”阎崇年解释，“微服私访”是现代人的意识，清朝皇帝，绝对有一身皇族的傲气，不屑和平民百姓为伍，看看末代皇帝溥仪《我的前半生》就知道了，那绝对是贵为天子，睥睨下人，要说和一般老百姓勾肩搭背，那绝对不可能；再说，康熙皇帝不需要微服私访，因为他有一个“密折”制度（就是秘密报告），通过密折，康熙就能知道一切。就着这话题，阎崇年又顺便给民间盛传的几段“野史”辟谣：一是多尔衮与孝庄皇后的“私情”，民间说法，在孝庄还是庄妃的时候，多尔衮就多次在她的寝宫过夜，连顺治皇帝都是他俩的私生子。阎崇年苦笑：“庄妃和皇后、其他妃子住的地方像个四合院，东边屋里能看见西边窗户，多尔衮要是来了还过夜，那多少双眼睛得盯着？这压根不是戏说，是胡说。再一个，就是少年康熙与孝庄侍女苏麻喇姑的“恋情”。民间说苏麻喇姑是康熙的初恋，也是他一生唯一真爱过的女人，包括历史正剧《康熙王朝》里也把苏麻喇姑描绘成一个只比康熙大几岁的妙龄姑娘。可阎崇年“毫不留情”地给这传说泼了盆冷水：“孝庄出嫁的时候是14岁，苏麻喇姑是她陪嫁的丫头，大概十二三岁吧；康熙是孝庄的孙子，也就是苏麻喇姑的孙子辈，和苏麻喇姑至少差了三四十岁，这两人还能爱得个死去活来？”

阎崇年在他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中坚持了“五说”———正、细、慎、通、新。正说，民间流传很多康乾江南私访的说法，事实上清帝没有下江南私访过；细说，讲到光绪死，怎么死的，病死害死还是毒死；慎说，正确传达传递历史信息；通说，既肯定康熙的历史贡献，又讲细节引人入胜；新说，讲出新见解来。正是这样，阎崇年把一部清十二帝正史讲得如同评书一般出彩，把一大批受戏说清宫戏影响的人们拉回到敬畏历史、珍重历史的轨道上。

多年来，阎崇年多次应邀赴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香港特区等地学术机构或高校讲学，每到一地，他都受到当地华人华侨和外国友人的欢迎。

阎崇年男，1934年4月生，山东省蓬莱市人。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北京满学会会长。研究满洲史、清代史，兼及北京史。倡议并创建第一个专业满学研究机构———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北京满学会和北京满学研究基金会。著有《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专著《努尔哈赤传》、《天命汗》、《中国历史大事编年·清代卷》、《古都北京》（中、英、德文版）等14部。
受杨向奎影响从先秦史转到清史

　　从当年阎崇年的曾祖父带着干粮，走了十几天从老家到北京打工开始，阎家算得上世代经商。由于阎崇年1949年到北京后想读书，父亲和几个哥哥都很民主，就加上他5个人投票。2个哥哥赞成他上学，父亲和1个哥哥赞成他做事，加上他自己的一票，3比2，就通过了他上学的事。最终，他进入了北京6中。

　　阎崇年说，“我中学的历史老师是北师大历史系毕业的，她上课老向我提问，我就复述她讲的故事，她就给我很高的分，所以我基本整个课本都能背下来了。考试成绩一好，就对历史很有兴趣，就学历史了。”之后，阎崇年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当时的系主任是白寿彝先生。“他和几位老师的先秦史讲得非常好，白先生开了门课叫班马比较，就是班固和司马迁比较。

　　还有位老师叫杨钊，我喜欢听他讲先秦诸子。“阎崇年说。

　　后来，他又从先秦史转入了清史，这次也是受到了老师的影响：“我写了几篇文章，写完了自己心里没数，就托人请杨向奎先生给看。杨向奎原先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的系主任，后来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现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明清史研究室的主任。杨先生看完就给我回了一封信，觉得我写得挺好，又建议我研究清史，原因有四：第一，清朝的材料比较好找，有大量的档案；第二，清史研究比较薄弱；第三，清朝的文献主要在北京；第四，厚今薄古，这是当时的政治口号，学术上响应也是适应当时的形势。”之后，阎崇年去看望杨向奎，杨向奎又对他说：“你研究先秦史没有优势。

　　文献谁都会看，考古材料你没有，这就只能用二手材料，不会有太大的突破。而清朝不一样，有很大的研究空间。“就这样，阎崇年痛下决心，从研究先秦史正式改为研究清史。

　　差点去了北大教书

　　阎崇年研究清史是从康熙入手的。他首先找与康熙有关的书来看，但是，到北京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看这些书需要开介绍信。那里早上8点开门，去了先得办手续，书出库最早得9点，中午11点又回库，中午不开，下午2点上班，书再出库就是3点，6点下班，所以5点又得入库，一天三次，很耗时间。好在首都图书馆后来给阎崇年放宽了限制，中午可以在那呆着，和工作人员一起，人家休息他看书，第2天书也给他留着，不回库，所以尽管去首图比北图远，他还是乐意去那儿。

　　这时，阎崇年已经被分配在一个学校里工作，由于思想“右倾”，总看线装书，属于走“白专”路线，1963年，被下放到南口农场劳动。由于阎崇年劳动表现比较好，群众关系也不错，10个人一班，还让他当班长。劳动时他把书带下去，休息时就看。可是看书与劳动的气氛不符合，于是有一天领导找他谈话，说有人反映他看“封资修”中“封”的东西。领导人还不错，说你等候处理吧。一个星期后，就又找他谈话，让他白天睡觉，晚上看瓜棚，时间上正好和大家避开了，看书的时间也多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阎崇年在一所中学教历史课。因为发表了一些学术文章开始引起学界的关注，一些高校想把他调入，其中包括北大。历史系主任邓广铭读过他发表的文章，想调他去北大教明清史，并说他是建国后非北大毕业生到北大教书的第一人。但是，阎崇年所在的中学不放人，最终没能调动成。后来，另两所大学也想调他，但因为同样的原因都未能如愿。

　　1980年，阎崇年辗转调到北京社科院历史所任所长，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1984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请阎崇年去做访问学者，“我说我职称还没下来呢，他说你下来了马上写信给我，我就一直等，等到1986年，批下来了，1987年初我就联系他。他说不行了，我这个主任不做了，新主任是搞当代史的，人家就请当代史的人了。”阎崇年说。后来，他去了费城大学。在美国访问的半年间，阎崇年到耶鲁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多所高校巡回演讲。

　　和易中天风格不一样

　　80年代末，阎崇年在社科院建立了一个满学研究中心，学刊《满学研究》按照满洲八旗，8本一套，出版后反响很好。

　　他还每两年组织召开一次有关八旗的专业国际研讨大会，邀请10个中国人，10个外国人参加，不搞开闭幕式，只是讨论，发表文章，互相批评，然后再修改、发表。让他欣慰的是，经由他的开创，满学研究现在在世界范围内有了一定影响。

　　2004年，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找到阎崇年，打算让他为新栏目“清十二帝疑案”做第一个主讲人。阎崇年称，“开始定我讲第一个皇帝，讲完后他们说不行，12个都你来讲，你接着讲顺治。我想了一下说行，反正顺治我也知道一点，康熙我比较熟。反正搞清史的都是我的朋友，我讲错了他们也不会说。”阎崇年说，当时也没想到会在专业以外的普及性领域中获得成功，没想到这件事情在学术圈外的影响这么大。他讲的是自己研究领域的一部分，清朝到鸦片战争之后就没做什么研究。清朝每个朝代都有专人研究，他的重点主要是在开国这一段。“就像一个炊事员一样，什么菜都可以做，可能有几个拿手菜如东坡肉、红烧狮子头等，但别的菜我也可以做。”近日，阎崇年又重登《百家讲坛》，48讲的主讲题目为《明亡清兴六十年》。他认为，史学界素有明清不分家之说，此前，他已经著有《袁崇焕研究论集》、《努尔哈赤传》《清朝通史·太祖朝》和《清朝通史·太宗朝》，而《清朝开国史研究》正在撰写之中，他表示，“我现在讲的是比较熟悉的一块，不一定算研究得好，因为入关前的资料我看得多一点，读到的文献包括官的私的，国内的海外的，再加上些研究的成果，因此，思考得多一点。明末清初这一段也有些问题难以弄清楚，比如李自成究竟死在什么地方，就没有确凿的证据。”阎崇年称，不上电视做普及的时候没觉得很难，真做起来了觉得提高很难，语言需要简洁、清楚、通俗，这也是一种创造。把引文用平实的语言说清楚了，又准确，又简明，又清楚，比引文还困难。

　　说到另一位因为《百家讲坛》迅速走红的学者易中天，他认为，“各人有个人的风格，易老师有自己的经历、见解、学识和知识积累，他有他的优长。我有我自己的习惯，我天天看的都是原文，是做文献研究的，我在讲的时候引文很自然地就用到文言文，因为有的地方用文言文讲得更清楚，更文雅，大伙听着也新鲜，用大白话衔接不了。所以我的语言是将文言文和白话文两者结合，把文言文稍微通俗点，大家也听得懂，这是我的语言特点。比如说，满族兴起后很混乱，今天你抢我，明天我打你，兄弟姐妹之间也互相残杀。要用普通话说很费事，也不雅。所以我就说‘各部纷争，战伐不已，强凌弱，众暴寡’。很清楚，大家也听得懂，因为观众总有个中学文化程度，中学学过文言文。”阎崇年还认为，“学术‘雅俗共赏’、‘化雅为俗’的‘俗’不是‘低俗’的‘俗’，也不是‘庸俗’的‘俗’。”这是他自己的标准。

介绍一下阎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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