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达岭位于北京西北60公里处，东经116°65’，北纬40°25’，是峰峦叠嶂的军都山中的一个山口。明代《长安客话》说，“路从此分，四通八达，故名八达岭，是关山最高者”。
八达岭这名，最早见于金代诗人刘迎的长诗《晚到八达岭下，达旦乃上》和《出八达岭》。元代，这里称“北口”，是与南口相对而言。南口在北京北郊昌平县境内，从南口到北口，中间是一条40里长的峡谷，峡谷中有万里长城的著名关口“居庸关”，这条峡谷因此得名叫“关沟”。八达岭高踞关沟北端最高处。这里，两峰夹峙，一道中开，居高临下，形势极其险要。自八达岭下视居庸关，如建瓴，如窥井。“古人有居庸之险，不在关城，而在八达岭”之说。
八达岭山口的特殊地形，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一向驻以重兵把守。八达岭成为军事战略要地，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据《史记》记载和近年来文物工作者普查，都证明八达岭一带在战国时期筑有长城，而今仍见残墙、墩台遗存，其走向，与今明长城大体一致汉习记载：曾设军都、居庸两座关城。
北魏《水经注》说：“居庸关在居庸界，故关名也，南则绝谷，垒石为关址，崇墉峻壁，非轻功可举……其水历山南，迳军都界……，”因此，有专家认为汉置居庸关，关址在八达岭。“居庸”之名从何而来？是秦始皇筑长城，从南迁徙一批贫苦农民和囚徒，到军都山妫川小盆地定居，称为庸徒居处。汉武帝时，将妫川置居庸县（仿延庆）。《水经注》所记载的关址地形地貌和山水流势，与八达岭的地理环境相同。
一千五百年前的北魏，曾在八达岭一带修筑长城。据《魏书世祖本纪》记载，北魏拓跋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在国都平城（今大同）以北，修筑长城，名叫“畿上塞围”，东起上谷军都山（即八达岭一带），西至黄河岸。后来到北齐王朝天保六年（555年），又修筑长城，西起大同，经军都山东去，把长城延长到了海边。
八达岭长城在明朝重新修筑。明太祖朱元璋深知城墙在军事上的重要，当了皇帝后，即“高筑墙”，设防备战，其时各州府县，也纷纷兴筑城池。朱元璋派大将军徐达、冯胜等率军在北方筑关制塞，修筑长城，加紧练兵屯田，以防元残余势力南侵。
明代万里长城，再不是单一的一道高墙，而是修筑成“层层布防”的纵深防御体系，重点地区还修筑了多道城墙、关隘。宁夏、陕西、山西、河北等地，都修筑了长城复线，山西设置的长城复线就有四条这多。在重要的交通军事要地，修筑多座关城和多道较短的墙，如雁门关的十里山谷，有28道石墙，可谓“寸土设障，步步为营”。
八达岭是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第一位帝王秦始皇东临碣石之后，从八达岭取道大同，再驾返咸阳，而肖太后巡幸、元太祖入关、元代皇帝每年两次往返北京和上都之间、明朝帝王北伐、清代天子亲征……八达岭都是必经之地。到于历代皇亲贵族、文人墨客吟诵八达岭的诗文更是数不胜数，最早留下诗章的是唐代诗人高适，他诗中写到“绝坡水连下，群山云共高”。至于在那些民族纷争、金戈铁马的岁月，八达岭上更是上演过一幕幕恢宏的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