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西南地区有一条带有浓郁欧式情调的幽静 马路——衡山路。闻名中外的基督教国际礼拜堂就坐落在衡山路53号。站在马路旁茂盛的法国梧桐树下，透过欧式风格的铁栅栏向里眺望，就能看到在终年翠绿的大草坪映衬下，国际礼拜堂典雅的清水红砖建筑显示出它特有的庄重、肃穆与祥和。
2001年1月出版的《上海宗教志》这样描述这座著名的教堂：“国际礼拜堂是一座近代哥特式砖木结构的建筑，该堂呈英国民间乡村建筑风格，堂体平面呈L型，屋顶呈交叉形木屋架。大门朝北，两边设尖拱长廊，窗框为弧拱形，镶嵌梅花纹玻璃。堂的左侧为3层楼房，底层为牧师办公室，三楼是小礼堂。”
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常常独自一人漫步在宁静的衡山路上，不知有多少次凝视过这座已有近八十年历史的优秀近代建筑；又每每在教堂钟声敲响时进入大门，在礼拜堂后排座位上静静地坐一会。出于对历史的偏爱，我总让遐想去追随那已逝去的岁月，感慨万分！
教堂的命运，是与国家的历史命运紧紧地相联在一起的。国盛，它则荣；国衰，它则败。尽管它是一座圣殿，但绝不是世外桃源。国际礼拜堂的历史，无疑是中国近代基督教历史的一个缩影。
上海国际礼拜堂门口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瓜分的一块肥肉。1842年屈辱的《南京条约》签定后，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等五个城市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的第一站。自此之后的百年历史中，一次又一次地签定不平等条约，接着是赔款、割地、立租界。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天主教、基督教成为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上海这个大码头，继英国、法国等列强前来掠夺后，自然也少不了美国人的光顾。1923年，在华美国人集资在当时的贝当路（今衡山路）开始建造这座教堂，以供在上海的以美国人为主的西方人享用。该堂最终在1925年竣工并开始使用，英文堂名为Shanghai Community Church，中文名称为国际礼拜堂。
今天，任何人都会明白，在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时，人民遭受三座大山压迫之际，这座教堂的主权当然只能在美国人手中，无论是该堂的管理机构理事会的理事，还是该堂的牧师、信徒，都只能是以美国人为主。更为荒唐可悲的是，进入在中国土地上的这座教堂内不能讲中文，却都得讲英语。在该堂偶尔有少许几名中国牧师，也只是充当配角而已。这是一部屈辱历史的真实写照。
“基督教传到中国不久之后，帝国主义便在中国开始活动，又因为把基督教传到中国来的人们，主要的都是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来的，基督教同帝国主义便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中发生了关系。”1950年9月，由吴耀宗、江文汉、江长川、崔宪祥、刘良模、郑建业等26名基督教领袖及团体负责人共同倡议发表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这一划时代的三自宣言中的这段结论，不正是对1949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历史，包括国际礼拜堂历史，最好的总结吗？
只有当中国革命胜利，人民翻身当家作主后，国际礼拜堂才与全中国千千万万座教堂一起，真正回到了中国信徒的手中，国际礼拜堂才得以新生，中国基督教史才得以翻开崭新的一页！
新生的国际礼拜堂见证了50年代初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的发起，见证了三自爱国运动的发展。
1950年，第一次全由中国人组成的国际礼拜堂理事会推荐出了该堂第一位中国理事长李仲道，当李仲道先生以理事长的身份站在主席台上代表国际礼拜堂作拥护三自宣言讲话时，他的眼眶应该是湿润的，众多的中国信徒的眼眶一定也是湿润的。
1958年，国际礼拜堂同样见证了上海基督教实行的联合礼拜，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它便成了徐汇区联合礼拜的主要场所。
在十年“文革”浩劫中，国际礼拜堂与全国千千万万个教堂一样，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堂里的管风琴、洗礼池、铜十字架等宗教设备毁于一旦。礼拜堂的石柱在流泪，信徒的心在流泪！
1978年冬天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历史性会议改变了整个中国。不久，牧师与信教群众随之获得了相应的尊严，庄严的礼拜堂同样再次获得了它的新生，人们比作这是第二次解放！
1981年1月4日，一个既平常又不平常的星期日，千万个信徒会永远铭记着的一天。因“文革”而关闭了15年之久的国际礼拜堂重新开放！从清晨开始它就迎来了来自四面八方久违了的信徒，整日络绎不绝。信徒眼中盈着热泪，牧师眼中也盈着热泪，他们相互拥抱着，祝贺着。这是幸福之泪，喜悦之泪！从此，庄严的圣乐又重新在大堂内回荡！
如今，随着参加崇拜的信徒人数越来越多，每逢星期日上午两场礼拜开始之前，大堂、二楼大厅、三楼小礼拜堂， 1400余个座位就早已坐满。90年代来，信徒先后奉献了双层大型电子琴、三角钢琴、闭路电视等设备，近年在大堂内又安装了几台大功率空调机，既增加了宗教气氛，又使礼拜堂条件大为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