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礼拜堂
在上海西南地区有一条带有浓郁欧式情调的幽静 马路——衡山路。闻名中外的基督教国际礼拜堂就坐落在衡山路53号。站在马路旁茂盛的法国梧桐树下，透过欧式风格的铁栅栏向里眺望，就能看到在终年翠绿的大草坪映衬下，国际礼拜堂典雅的清水红砖建筑显示出它特有的庄重、肃穆与祥和。
2001年1月出版的《上海宗教志》这样描述这座著名的教堂：“国际礼拜堂是一座近代哥特式砖木结构的建筑，该堂呈英国民间乡村建筑风格，堂体平面呈L型，屋顶呈交叉形木屋架。大门朝北，两边设尖拱长廊，窗框为弧拱形，镶嵌梅花纹玻璃。堂的左侧为3层楼房，底层为牧师办公室，三楼是小礼堂。”
当夕阳西下的时候，我常常独自一人漫步在宁静的衡山路上，不知有多少次凝视过这座已有近八十年历史的优秀近代建筑；又每每在教堂钟声敲响时进入大门，在礼拜堂后排座位上静静地坐一会。出于对历史的偏爱，我总让遐想去追随那已逝去的岁月，感慨万分！
教堂的命运，是与国家的历史命运紧紧地相联在一起的。国盛，它则荣；国衰，它则败。尽管它是一座圣殿，但绝不是世外桃源。国际礼拜堂的历史，无疑是中国近代基督教历史的一个缩影。
上海国际礼拜堂门口
众所周知，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瓜分的一块肥肉。1842年屈辱的《南京条约》签定后，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等五个城市成为了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的第一站。自此之后的百年历史中，一次又一次地签定不平等条约，接着是赔款、割地、立租界。伴随着西方列强的洋枪洋炮，天主教、基督教成为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上海这个大码头，继英国、法国等列强前来掠夺后，自然也少不了美国人的光顾。1923年，在华美国人集资在当时的贝当路（今衡山路）开始建造这座教堂，以供在上海的以美国人为主的西方人享用。该堂最终在1925年竣工并开始使用，英文堂名为Shanghai Community Church，中文名称为国际礼拜堂。
今天，任何人都会明白，在国家处于水深火热之时，人民遭受三座大山压迫之际，这座教堂的主权当然只能在美国人手中，无论是该堂的管理机构理事会的理事，还是该堂的牧师、信徒，都只能是以美国人为主。更为荒唐可悲的是，进入在中国土地上的这座教堂内不能讲中文，却都得讲英语。在该堂偶尔有少许几名中国牧师，也只是充当配角而已。这是一部屈辱历史的真实写照。
“基督教传到中国不久之后，帝国主义便在中国开始活动，又因为把基督教传到中国来的人们，主要的都是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来的，基督教同帝国主义便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中发生了关系。”1950年9月，由吴耀宗、江文汉、江长川、崔宪祥、刘良模、郑建业等26名基督教领袖及团体负责人共同倡议发表的《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这一划时代的三自宣言中的这段结论，不正是对1949年前的中国基督教历史，包括国际礼拜堂历史，最好的总结吗？
只有当中国革命胜利，人民翻身当家作主后，国际礼拜堂才与全中国千千万万座教堂一起，真正回到了中国信徒的手中，国际礼拜堂才得以新生，中国基督教史才得以翻开崭新的一页！
新生的国际礼拜堂见证了50年代初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的发起，见证了三自爱国运动的发展。
1950年，第一次全由中国人组成的国际礼拜堂理事会推荐出了该堂第一位中国理事长李仲道，当李仲道先生以理事长的身份站在主席台上代表国际礼拜堂作拥护三自宣言讲话时，他的眼眶应该是湿润的，众多的中国信徒的眼眶一定也是湿润的。
1958年，国际礼拜堂同样见证了上海基督教实行的联合礼拜，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它便成了徐汇区联合礼拜的主要场所。
在十年“文革”浩劫中，国际礼拜堂与全国千千万万个教堂一样，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堂里的管风琴、洗礼池、铜十字架等宗教设备毁于一旦。礼拜堂的石柱在流泪，信徒的心在流泪！
1978年冬天在北京召开的一次历史性会议改变了整个中国。不久，牧师与信教群众随之获得了相应的尊严，庄严的礼拜堂同样再次获得了它的新生，人们比作这是第二次解放！
1981年1月4日，一个既平常又不平常的星期日，千万个信徒会永远铭记着的一天。因“文革”而关闭了15年之久的国际礼拜堂重新开放！从清晨开始它就迎来了来自四面八方久违了的信徒，整日络绎不绝。信徒眼中盈着热泪，牧师眼中也盈着热泪，他们相互拥抱着，祝贺着。这是幸福之泪，喜悦之泪！从此，庄严的圣乐又重新在大堂内回荡！
如今，随着参加崇拜的信徒人数越来越多，每逢星期日上午两场礼拜开始之前，大堂、二楼大厅、三楼小礼拜堂， 1400余个座位就早已坐满。90年代来，信徒先后奉献了双层大型电子琴、三角钢琴、闭路电视等设备，近年在大堂内又安装了几台大功率空调机，既增加了宗教气氛，又使礼拜堂条件大为改善。
近二十年来，国际礼拜堂信徒中涌现了众多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优秀教师和“三八”红旗手。他们中有不辞辛劳长期义务为街道里弄居民送医送药的退休医生张锷、为祖国争光赢得“女排三连冠”的中国女排前主力队员李国君，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的上海市海峡律师事务所女律师项黎等，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作光作盐”。90年代以来，当我国部分地区遭到严重自然灾害时，国际礼拜堂的信徒积极参加“献上一份爱，奉上一片情”的赈灾活动，为灾区踊跃捐助棉被、棉衣，为希望学校捐款助学。送往灾区的包裹中既有刚从商店中买来的崭新的棉被棉衣，也有慈祥的老妈妈在灯下用针线补上每一粒钮扣的寒衣，送往贫困山区孩子们手中的都是簇新的书包、文具和课本。至于为福利院、敬老院、伤残儿童特殊教育基金会、社会帮困基金捐款，信徒中的医务人员下街道里弄提供义诊、医疗咨询服务，配合社区为街道里弄一些孤寡老人洗头、洗脚、洗衣、护理等义务服务，其人次更是无以计数。这不正是处于新时代的广大信教群众爱国爱教、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作贡献、
国际礼拜堂内景
积极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最生动的写照吗？我一直在想，一个礼拜堂在过去由谁出资建造，曾有几位传教士当过牧师是无足轻重的；而今天广大信教群众大量的默默无闻地为国家、为社会所作的无私奉献、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倒是应该大力颂扬和赞美，并引以为自豪与骄傲的！
作为国内外著名礼拜堂之一，自80年代初复堂以来，国际礼拜堂除每年接待千余名港澳台与国外来宾外，还接待过许多前来中国进行友好访问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宗教领袖，他们中有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美国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夫妇、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和王后、英国圣公会坎特伯雷尔大主教乔治·凯瑞、香港基督教圣公会主教白约翰夫妇等。至于每逢星期日前往该堂参加宗教活动的港澳台及海外信徒，更是无数。为了更好地接待外籍信徒，在1981年复堂之初该堂就成立了专门接待海外信徒的小组。此外，在大堂后楼正中设有外宾专座，并配有同声翻译器，可将牧师的讲道内容同时译为英语提供给外宾。随胖泄?哟蟾母锟?帕Χ龋噗瓷虾９ぷ鳌⒀绛暗耐夤?嗽嚼丛蕉唷?996年9月起，上海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在国际礼拜堂每星期日下午开设专供在沪外籍人士参加的英语专场礼拜，由中国教职人员主持宗教仪式并用英语讲道，深受外籍人士的欢迎。目前，来自四十个国家和地区约700位基督教徒在这里敬拜赞美主。繁忙的外事来访接待，既增进了中国人民与外国朋友之间的友好往来，同时也对外宣传了中国宗教信仰自由的状况，起着重要的民间外交作用。
在中国，一个教堂走出过一位主教已属少见，而国际礼拜堂却先后走出过两位中国基督教主教，一位是已故的才华横溢的沈以藩主教，另一位就是德高望重的丁光训主教。这在全国是少有的。
早在1962年，年轻的沈以藩牧师就担任了国际礼拜堂联合礼拜的主席。1980年12月复堂前夕直至1994年8月在山东威海不幸病故，他一直担任着该堂主任牧师一职。1988年6月在上海祝圣为主教。作为中国杰出的宗教学学者、神学教育家、教务活动家，他在国内外基督教界享有较高的威望。沈以藩主教生前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宗教教育系列高评委暨研究系列高评委委员、中国基督教协会副会长兼总干事、全国政协委员。他为中国基督教事业，也为国际礼拜堂而呕心沥血。其英年早逝，对国际礼拜堂、对中国基督教事业都是很大的损失。沈以藩主教将永远受到他生前曾倾心倾力工作过的国际礼拜堂信徒的缅怀和思念，他的著作与情怀将永远留在他所热爱的信徒心中。
40年代中期，当时年仅三十多岁的丁光训曾在上海担任国际礼拜堂的牧师数年，他那聪慧过人的智慧、渊博的知识、旺盛的精力与流利的英语令众人倾倒。此后，无论是他赴加拿大、美国留学，还是长期在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担任院长，或80年代初起出任全国基督教两会的主席、会长，他的心中始终惦记着上海的基督教，惦记着国际礼拜堂。
2000年4月7日，春意盎然，晴空万里，国际礼拜堂迎来了一位久违的老人，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是那样的熟悉，那样地深情。宽敞的礼拜堂内早已座无虚席。当丁主教健步走向主席台时，众人都行注目礼翘首仰望着他。此时此刻，他那宏亮的声音重新又在大堂内响起。在一个多小时题为《神学思想建设在三自50年中的地位》的演讲中，丁主教不仅系统地阐述了50年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展的三个阶段，还从“因信称义”四个字在历史上曾两次发挥过的作用，讲到当前开展神学思想建设的重要性。他明确地告诉大家：“至于神学思想，那是对基本信仰的解释和理解，两千年来有许多变化，这些变化每每是为适应时代的需要，为的是帮助信徒在时代的变迁中保持基本信仰的不变。”丁光训主教的演讲赢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
继1998年11月中国基督教两会在“济南会议”上决定开展神学思想建设以来，丁光训主教已在各种场合作了多次讲话，阐明神学思想建设对当代中国基督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想，他老人家对中国、对上海的国际礼拜堂是厚爱的，是很看重的。我相信，开展神学思想建设必将在中国基督教史上写下崭新的篇章！
国际礼拜堂大草坪终年郁郁葱葱，苍翠茂盛，它预示着国际礼拜堂，乃至整个中国基督教事业青春常在。